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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建民院士:車間里的“解題大道”

http://www.lnrjqi.tw 2018-11-16 來源:中國科學報 作者: 發表評論(0)

  1977年、1978年參加高考,1978年考入南京工學院(現為東南大學)建筑系。1990年獲該校博士學位。現任深圳市建筑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董事長、總建筑師。主持設計了渡江戰役紀念館、玉樹地震遺址紀念館、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等工程項目200余項,獲得各類專業獎項80余項。擔任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專項項目“目標和效果導向的綠色建筑設計新方法及工具”的項目負責人。出版《本原設計》《新醫療建筑的創作與實踐》等多部論著,總結提出“本原設計”理論,其倡導的“全方位人文關懷”理念和“三全方法論”為工程實踐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統方法與路徑。先后被授予“全國建筑設計大師”稱號、梁思成建筑獎、光華龍騰獎中國設計貢獻獎金獎、南粵百杰人才獎等。201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。

孟建民院士:車間里的“解題大道”

  1977年,我第一次參加高考。當收到淮南煤炭學院錄取通知書的時候,我雖為自己考上大學而高興,卻沒有發自心底的興奮。因為我清楚地知道,這并非我熱愛的專業。于是我下定決心,1978年再戰高考。這一次,心儀的南京工學院建筑系終于向我敞開了懷抱。在那里,我一頭扎進了建筑的海洋。

  一轉眼,40年過去。我很幸運,當年恢復高考的政策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。同時也很慶幸,當年堅定地遵從內心的選擇,讓自己能夠與建筑結下一輩子的緣分。

  早已埋下學建筑的種子

  我1958年出生于江蘇徐州。

  我父母以前都是機關干部,平日鮮有和美術打交道,但不知為何,我卻對繪畫產生了濃厚興趣。打我記事起,大約4歲,父母就對我有“喜歡畫畫”的評價。此后,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工廠,繪畫專長讓我肩負起了出宣傳畫、黑板報的任務。

  我自小喜歡畫畫,又偏愛數學,而這恰巧都是學好建筑設計的基礎。人生猶如一部小說,從小的愛好竟然為我日后的高考選擇預留了一個伏筆。

  還記得我小學上到二三年級時,“文革”就開始了,此后幾年,學校和社會都處于一片混亂狀態。那時的我們就像一群沒人管的野孩子,整天趕鴨子、放羊,到處玩,基本上沒學什么東西。

  到了1972年,我在上初中,鄧小平同志“復出”主持工作,強調教育要走回正軌,我們這才又回到學校,真正學到了一些知識。

  高中時期我就讀于徐州一中。當時我的家住在徐州設計院的宿舍,左鄰右舍都是建筑師和工程師,從他們身上我開始了解到建筑為何物。有一次去鄰居家串門,我無意中翻到了南京工學院校園的畫頁,隨即被那優美的校園環境與建筑深深地吸引。其中最為打動我的是建筑學家楊廷寶先生的建筑水彩畫。從那一刻起,我心中便萌發了要學習建筑的想法,南京工學院也成為了我理想中的大學。

  可是不料,這個夢才剛開始做,就破滅了。高中畢業后,按當時的政策,一個家庭如果有兩個孩子,其中一個一定要上山下鄉,另外一個可以選擇留城就業。我們一家兄弟仨,哥哥參軍后在新疆犧牲了,就剩下我和弟弟。家里順應了當時的形勢政策讓我留城就業,由此,我高中畢業在家待業半年多之后,便進入徐州液壓件廠,成為一名學徒工。

  那時,無論是在家庭還是社會,讀書學習的整體氛圍都不強,大家都覺得只要你能正常上學、畢業、找到工作就行了,也沒有其他的發展路徑和希望。但在工廠工作時,我始終還是懷著一個大學夢。

  皇天不負有心人,進廠不到2年,便傳來了恢復高考的消息。

  恢復高考的消息是從母親的單位——徐州面粉廠的大喇叭里傳出來的。

  那時候因為唐山大地震的影響,徐州各個單位都在搭建自己的防震棚,我們一家也搬到了徐州面粉廠。

  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出后,整個社會都變得很興奮,有一種春天來了的感覺,我也立刻決定要去考大學。廠里凡是過去學習有點底子的年輕人,皆躍躍欲試,開始參加一些復習班。那段時間,常聽說廠里一些年輕人身體不好請病假,后來才知道他們是請假復習備戰高考。我一貫老實,對這個“套路”全然不知,加班與倒班一樣沒落下,只能利用閑暇時間復習。

  有一個場景至今讓我記憶猶新。當年我在廠里是開磨床的,每到休息時間,我就在車間的水泥地上用粉筆解題,數學、物理、化學,什么題都寫,尤其喜歡攻克數學難題。所以,車間的地上總是布滿了我的解題筆跡,工友們經常在我的“解題大道”上走來走去。

  在我們廠里,我的學習成績還算是比較突出的,所以會經常輔導工友,幫他們補習。后來我順利考上了大學,可見老實人有老實人的福氣。

  我的福氣也表現在當時遇到了很多好老師。自從決定參加高考,我就在徐州到處找名師,像我這樣主動去找老師的人并不多。當時徐州有一位很有名的數學老師——李嘉俊老師,我登門拜訪時沒有帶煙帶酒,只是跟他說我喜歡數學,我想考大學。可能李老師被我的真誠感動了,就給我一對一補習,布置練習題,帶著我一起解題。同時還有一位女老師,一對一地幫我補習英語。另外,還要感謝蘇意如、林英和李淑娟等多位老師,他們在我高中求學過程中給予了莫大的幫助,為我的高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
  那時,我還參加過各種數學、化學、物理的復習班。就這樣一邊工作,一邊復習。1977年冬天,我第一次踏進了高考的考場。

  當時所在的考場位于徐州四中,大家成群結隊參加高考,考了兩天。每門考試一結束,我們就興致勃勃地聚在一起對題。第一次高考,我的語文考得很順利。還記得,當年的作文題目設定為描寫自己身邊的一個人。我寫了當時的一位工友,講述他積極的工作態度和個人特點。

  那時候剛剛恢復高考,對于考得怎樣,大家心里都沒底。我當時就想,這次先來試試,不行第二年再考。所以,直到接到淮南煤炭學院的錄取通知書,我才知道自己考得不錯,那篇作文還成了當年復習高考的范文。

  兩次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

  接到淮南煤炭學院錄取通知書的時候,我為自己考上了大學而高興,卻并沒有發自心底的興奮。我了解到這所學校里沒有我向往的專業。這是因為當年高考并沒有報志愿的環節,而是直接根據分數來分配學校。

  那時候的我一門心思要學建筑學,于是選擇放棄入學,繼續復習。當我1978年第二次從高考考場走出來的時候,心里有了底,知道自己這次一定能考上。報志愿的時候,我在第一志愿欄里工工整整地寫下了——南京工學院建筑系。

  當南京工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寄到廠里后,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。那時了解建筑專業的人并不多,一些工友對我的選擇十分不解,甚至有人還取笑我考了個“泥瓦匠”專業。現在看來,我很慶幸堅持選擇了一條適合自己的專業道路。

  終于考上了心儀的學校和專業,我對未來滿懷憧憬。我父親一直比較支持我去考理想的大學,我母親雖然希望我能留在徐州,但看我這么高興,也并未阻攔。

  南京工學院,即現在的東南大學,是中國現代建筑學學科的發源地之一,大師云集。中國近現代的“建筑四杰”——梁思成、楊廷寶、劉敦楨、童寯,后三位都曾在這里任教。尤其是楊廷寶先生,他是我崇拜的建筑學家,是近現代建筑設計開拓者之一,與梁思成并稱“南楊北梁”。

  就這樣,帶著對建筑學的鐘愛、對大學校園的向往和對大師的崇拜,我踏上了求學的旅程。

  當時與我結伴同行的兩人,一位是我的初中同學李實,他后來成為了著名的經濟學家,另一位是與我一同考入南京工學院的黃醇。我們仨背著鋪蓋卷和臉盆等日常用品,坐了將近10個小時的火車才抵達南京,那是我第一次為了求學離開故鄉徐州。

  大學校園令我大開眼界

  入校后我認識的第一個同學叫邱育章,他是當年福建省的高考狀元。我們一前一后走進宿舍,他放下行李后第一件事就是從背包里拿出一把小提琴,當場就給我拉了一段。我當時就被鎮住了,心里想:“來讀大學的人真厲害!”

  讓我驚嘆的卻遠不止邱育章一人。有一個同學叫何兼,入學時才15歲,是我們宿舍8個人當中年紀最小的,初入學時儼然還是一副孩子的模樣。雖說年紀小,卻是個數學高才生。我高中時數學成績很好,還是數學課代表,對數學一直很自信。結果面對何兼出的幾道數學題我竟然看都看不懂。大學求學的過程中我慢慢發現,整個校園里有文藝、數學、體育、播音等特長的人比比皆是,讓我一下子開了眼界。

  我入學時,正是“文革”后秩序初復之際,老師們都特別積極,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識都傳授給學生。我們班是由兩個小班合并起來的,一共56人,其中50個男生,6個女生。每位老師都是手把手地教學生,較著勁地比看誰教得好,我們也鉚足干勁地學習,校園里充滿著瑯瑯的讀書聲。由于當時教室空間有限,到圖書館和公共教室搶座位,成為校園里一道特殊的風景。

  大學期間有一件事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,那是第一次放假回家,我挑了一擔子書和學習資料準備假期在家里復習。結果是怎么挑回去的,又怎么挑回來了。后來我才知道,放假時拿幾本書就夠了,根本沒有看那么多書的時間。

  進校前我就仰慕楊廷寶先生的大名,進校后又了解了幾位名師大家,如劉敦楨先生、童寯先生和李劍晨先生等。本科畢業后,我有幸考取了楊廷寶先生的研究生。楊老先生有一句名言:處處留心皆學問。他無論去哪里都隨身帶一把鋼卷尺、一個記事本,隨時隨地丈量記錄,這是最好的言傳身教。因為建筑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,建筑師一定要善于觀察、勤于學習,把握好細節。后來楊先生因病住院,我去陪護。那段時間里,我與先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,向他討教了很多專業知識和經驗,這些教誨讓我受益終身。

  隨后,我師從第二代建筑大師齊康先生,完成了由碩士到博士的學業。齊先生很有戰略眼光,他曾說過一句話:“不研究城市的建筑師不是一個完整的建筑師。”強調建筑師的眼光不應僅局限在建筑單體本身,而應站在城市的宏觀角度來考慮建筑問題。這個觀點對我后來的學習與職業發展產生了莫大的影響。

  為了擴大學生視野,增加實踐經驗,齊先生經常帶著我們外出調研,參加會議,輔助設計創作。在齊先生的帶領下,我參與設計了國內多個重要的文化建筑,包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、南京梅園新村周恩來紀念館、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等,這都為我以后的建筑工作積累了重要經驗。

  回想40年前參加高考的我們這一代人,都沒什么功利心,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熱愛,是一種激情和熱情的釋放。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“文革”,后來有幸能夠步入大學的殿堂,就業時又恰逢國家對人才需求旺盛的社會背景,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是基于時代的機遇。雖說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一些困難和艱辛,但心中明確奮斗目標,不輕言放棄,堅持下去,必將得到回報。這也是那個時代在我們性格里留下的烙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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